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利用的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的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资产的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担心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敢做，盘活资产也就无从实现。

另外，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非常快，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速度减慢，蔡昉院长讲了这方面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变化造成的，我刚才说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进行过多的刺激性的投资，就会挤占很多劳动力的资源。过去建筑业扩张的非常快，建筑业的就业和工资都增加的很快，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减少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比较快做的事，是降低社保的负担。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了要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社保缴费率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同时把资产划拨到社保，在存量上做调整，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有，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也是对结构调整产生影响的。比如汇率过高的估值，对可贸易部门是非常不利的，而我们的可贸易部门，又是在经济中效益比较高的部门，可以说过高的效率估值对结构优化是不利的。

我们劳动力的结构在产生变化，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减慢，大学毕业生变得越来越多，劳动力的需求也应该反映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我们很多经济刺激的计划创造的是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对大学生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怎么来增加对大学毕业生，对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比如制造业的信息化，好像还面临很多障碍，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制造业的信息化，互联网+有没有+到制造业，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样的障碍造成了制造业信息化速度不尽人意。针对这些障碍，找出解决之道。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结构供给的变化能够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