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明年，产能过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其早已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疾，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而这种阵痛决策层是否准备好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中提到，考虑到失业安置问题，提倡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是一种平衡思维，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在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又如何操作?由谁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在落实中，也存在两难。例如，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产库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产库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县城市，或在东北重工业地区，要做到非户籍人口落户谈何容易，其背后不仅涉及对购房者提供的购房补贴，还涉及就业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这对于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而言如何应对?

又如货币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考虑到当前银行存贷利率差不断缩小，同时1.5%的CPI，美联储开启加息，继续降息或将面临实际负利率造成的福利损失与资金外流的压力，且边际效用递减，操作空间同样有限。

第三，如何切实落实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近来热议的词汇，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参考国际经验，部分解读认为供给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于减税。但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其主要含义，实际上，考虑到前期营改增推行已然慢于预期，且当前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境，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有限。

在笔者看来，供给端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实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国起决定性作用一脉相承。为何有此判断，原因在于追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难点与矛盾，归纳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关系尚未理顺：

第一，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谈，去产能去库存都需要地方财政支持，但如今财税改革在理顺财权与事权进展缓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何加大支出?考虑到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转变，当前地方政府不作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第二，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博弈。例如，当前“一行三会”目标差异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落实税制改革方面，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审批方面，同样面临发改委与财政部之间存在的财权、事权和审批权不统一的现象。因此，避免内部损耗导致改革空转，需要破除部门利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