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一步，不同的学校，在对待管理实践的态度上也有差别。追求人气和社会声望的哈佛商学院，对于贴近实践要宽厚得多；而追求名气和学术声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干脆就不成立商学院（当然，也不成立法学院）。以咨询和培训出名的德鲁克、戴明，游离于知名学府之外，而以学术出名的卡内基-梅隆学派，在实践界几乎没有声音。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这种三岔口状态实际上有着管理共同体（借用库恩在论证科学范式时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约束。所以，学者、培训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行职业对话。例如，著名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实际上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但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培训领域。以此来看，西方的管理学术与实践尽管存在隔膜，但却依然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他们的抵梧尚在业界可容忍的范围。

由此可见，学术与实践若即若离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现象，不独中国特有。这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这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职业分化所要承担的必须代价。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以征服现实世界的亚历山大为一端，以漫游思想梦境的第欧根尼为另一端，双方确实不搭界，但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两人，却能够以思想对现实的挑战和现实对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荣。所以，中国作为管理学的后起国家，先别急于挑战这类问题。有些讨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文章，把目标定位在这一问题上，恐怕过于超前。当然，在已经同国际接轨的大型企业管理培训中，适当重视这种问题还是必要的。

二、中国的裂变

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之处，是学术界和咨询培训界的分裂乃至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分裂。西方是分工造成的问题，而中国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分裂和分工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那么，分裂会催生管理领域的江湖游医。在管理领域，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是，这批教授在管理咨询和培训方面并不是主力，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方面。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使队伍集结在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论文）和项目方面。而这些论文和项目，又以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的实证研究为主，聚焦目标是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这些项目报告和发表论文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当然，那些故意隐瞒反例、排除不利数据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不看更好），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也许，治理结构是个例外，但那往往是为了上市或者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改善管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吸引培训对象，以商学院为基地举办的某些培训班，往往还要聘请一些江湖游医，因为这些人名头大，口才好，对听众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