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曾在牛津(Oxford)任教，担任过预备考试评估小组的主席，学生们会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参加这个考试。我们曾给一位男生打出不及格的分数，他爸爸是第三世界一位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学校给了这位男生在暑期结束时参加补考的机会。我曾惴惴不安地等待那个遥远国度向我发出威胁，或给我开出条件，但什么都没等到。那位暴君大概用一种更恰当的方式解决了儿子的问题，因为这位男生在补考中过关了。

　　与大多数教师一样，我偶尔会收到学生为表达谢意送来的礼物(通常是些外国学生)，但从来没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从未有人向我暗示，如果我能让某位学生顺利结业，就可收到一笔奖金尽管在名牌大学考到高分，对一个人一生的收入影响极大。而且，与大多数教师一样，如果真有人向我做出上述暗示，我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许多教师会说，此类奖金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无疑会影响我的行为。如果奖金数额巨大，我就会特别关注那位学生的进展，会为考而教，而忽视更广泛的教育目标。

　　然而，当我接受一次手术时，我却没向外科医生暗示，如果手术成功会给他红包。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猜那位医生会认为我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如果他意识到我没开玩笑，很可能会对我大发雷霆。我的确会付小费给出租车司机和餐厅服务员。根据法律和赏钱(gratuity)一词的词义，这种支付是非合同性的尽管你付给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小费，可以视为具有合同性，就像店主付给黑社会的保护费一样。曾几何时，收、付赏钱的行为体现了支付者优越的社会及经济地位，这种行为得到接受，体现了接受者社会及经济地位的低下。工薪族曾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它意味着别人信任你做这份工作，并为此与你签订劳务合同、向你支付薪酬。由合同约定的绩效薪酬制(佣金和计件薪酬)曾在商店和工厂里广为采用，但现在基本已被摒弃。

　　绩效薪酬制的常见后果是，员工们变得更关心产品数量，而不是产品质量。

　　它激化了机构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影片《老兄，我没事》(I'm All Right Jack)就展示了这种畸形的文化。薪酬是人们始终激烈争论的话题，该影片中凯特先生(Mr Kite)的原型是激进分子红色罗博(Red Robbo)，即当时英国利兰汽车公司(British Leyland)的工会代表德里克·罗宾逊(Derek Robinson)。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被日本汽车制造厂的和谐精神所取代在那里，员工们唱着厂歌到工厂上班。消费市场做出了选择，受青睐的是日本式生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