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农村老太太，母亲和我家猫咪的婆婆截然不同。母亲把钱装进口袋，父亲要一分钱问她要。猫咪的婆婆在世时不用一分钱，所有的柴米油盐都是猫咪的爷爷做主。“有一回我到吉首民师看我侄女，你嗲给我四十块钱，回来我又把四十块退给你嗲。”猫咪的婆婆说。

每次我回家照例要给父亲钱，父亲说，莫送了，你母亲发现就没收了。村里有了柜员机后，我给父亲说，要不，给你办个卡，把你的私房钱存在卡里?母亲笑了:你嗲识字?会用卡?取钱还不是靠我?

母亲和父亲一年年见老，每次我回家，母亲就给我唠叨，谁谁又没了。村里比母亲年级大的老婆婆屈指可数。生产队下放那年，母亲开始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姐出嫁后，她既要种田土又要经商，用她常讲的一句话是，忙得屁股冒烟。两个女儿读书，家里经济好拮据，每年春节，母亲要给村子里几个老太太送一两斤糖几十块钱。我读小学时，不时有从贵州那边来乞讨的人，若是碰见我家吃饭，父母亲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饭，临走，一碗包谷，两个红苕装进他们的口袋。

我家的承包地，远的全部退耕还林了;近的，母亲不让放荒。我家的责任田，平整，宽阔，靠水沟临大马路，天时地利就是没有劳力做。附近的人家要种，母亲一粒谷子不要：这么好的田放荒了可惜。据说有一年县里拿来植种，有两家人还因为种植我家的田发生了小争执，到村里讲理。村干部喊母亲去，母亲拒绝：哪个爱种哪个种，县里的补助哪个种给哪个。

每回我回家，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早上不到六点，她就在楼下喊我起床。等我下得楼来，天还不亮，母亲说，我四点就起床了。我说，怎么起这么早?母亲说，怕你赶不上进城的车，上班迟到。我说，我有手机闹铃，不会迟到的，下回你安心睡觉。母亲嘴里说着好，下回又是四点起床，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冬天的时候六点天还不亮，母亲打着电筒送我到车站候车，电筒一闪一闪，我在前，母亲在后。车开了，她又佝偻着身子回家，电筒一闪一闪，我在暖和的车里，母亲在冰冷的车外。

“喊你换鞋子你不肯，看你一脚泥巴!转去到河坝洗!”母亲背起背篓，准备回了。

果然如母亲所说，看起来不难，做起来费时间，一小块地，我们搭个架子就做了将近两个小时。

母亲矮，背篓大，母亲背起背篓，蹒跚走在半尺高的包谷地里，她不急着离开，像观察自己孩子一样注视着一棵棵包谷秧，天是蓝的，土地是黄色的，包谷秧是绿色的，母亲的帽子是红色的，这幅美景如果能凝固，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