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教材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不够；教材编审、使用、评价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质量参差不齐，极个别地方教材的某些内容存在政治导向错误；教材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等。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教材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传统教育方式面临着网络技术的挑战。在这样一个不同社会思潮与不同教育思想激荡、碰撞、融合的时代，课程教材如何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明确主流价值导向，发挥应有的正本清源作用和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如何在课程教材中强化与时俱进意识，拓宽国际视野，及时反映世界科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新成果，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大力提升课程教材质量，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我们在这些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新的历史时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效落实国家事权，在国家层面上，加强课程教材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创新课程教材编审、使用体制机制，不断推出高水平课程教材，确保课程教材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话语体系等始终牢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参加首届国家教材委员会工作，我深深认识到国家教材委成立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深深感受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当与其他委员一起，共同努力，为开拓课程教材建设新局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坚持教材建设方向担当教材建设职责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党组成员顾海良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并明确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坚定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方向和工作遵循。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从治国理政高度来看，建设什么样的教材和教材体系，实质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事权。对高等教育来讲，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中，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也形成了高校教材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从总体上看，教材体系“短板”的状况没有改变，教材建设还不能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要求相适应，还不能与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要求相适应。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儿。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落实教材建设中“教什么”“教给谁”和“怎样教”的问题。显然，国家教材委员会就是着眼于大中小学教材体系建设全局，以各级各类教材“教什么”“教给谁”和“怎样教”为重要职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