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6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6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