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可以打开这张图，你们可以看到，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指出占GDP的比重。这两张图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913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是13%，但是到96年已经提高到了30%，而到00年的时候，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是37%，我们会看到，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政府支出增长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必然会产生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当年熊彼特预测的税收国家的危机。当一个国家税收不能支付主要政府支出的时候，政府就必须以发纸发债，通过投资来驱动增长，这就是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改变了现代政府的职能。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他必须要为人民服务，但是当一个国家政府又是负债国家，又是投资人、负债人和货币产业的经营者，政府就不会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为人民币服务，这就是我们理解三中全会改变了现代政府或者说中国政府的市场定位。

　　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引进我们解读三中全会的公告，我们才可以理解，我党已经不再是领导无产者闹革命的党，而变成了和人民一起下海经商的领航者。领航者对大海的敬畏就像政府对市场的敬畏一样，我们面对国家的改革。现在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超级大型集团公司。

　　未来国家的体制会逐渐向新加坡政府靠拢，这样你们才可以真正理解三中全会国家面对的转型。新加坡以公司制来经营国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实现了他的成功，这是奇迹。但是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实现一个超级大型集团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看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当中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点，我们来比较过去的文件，当年陈云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邓小平是两个都要，而今天我们非常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把自己也变成了市场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