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争斗

清朝末年，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23]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腐败原因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福建人把持着整个舰队日常职能，甚至在战斗中，管带还在岸上嫖妓。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留学英国，船政学堂毕业的刘步蟾，为人性格跋扈，对屈居于丁汝昌之下感到不满。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还曾经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把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