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陈斌说，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