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我们的工资的通胀，每年工资越来越高，今年我们跟很多厂商交流，工资和非技能工作差不多达到15%的增长。很多制造厂商认为这个趋势会发展下去。为什么工资从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高？我的研究表明，当人均DGP超过3000美元之后，有一些关键区会出现，就是人们的需求，要求休闲的趋势越来越高。如果你跟一些年轻人讲，他们想工作时间就少一些，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消遣。在3000美元以下，是叫做生活型的，人们不关注休闲娱乐。现在发生了变化，即使劳动力的供应比较稳定的，就是工作小时差不多会降低20—30%。这是工资上涨的一个动力。也许中国会进入高工资的阶段，在今后5—10年当中。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可以帮助促进我们的消费，现在中国城市人比农村人消费超过三四倍，目前还没有发育起来城市化，目前中国消费是比较低的水平，在中国差不多43%是城市化。我们的居民，如果看一下我们的户口制度，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城市居民。但是还有60%的工人工作在非农业以外的工业领域。这是我们巨大的一个潜力，推动我们的消费和城市化。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制造行业的整合，中国并没有失掉制造业的竞争。我们需要整合，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整合了，会继续进一步地整合我们的制造业。另外，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劳动力、生产力、竞争力在我们制造业要进一步改进。第二，我们制造业的定价能力也将得到提升，这就使得中国的制造业更有能力把工资上涨的压力转嫁给客户。未来我们可能出现通缩，而不是通胀。

治理通缩义不容辞！

中国治理通缩实践总体取得成功并提供有益经验。首先在政策方针上拒绝通缩恐惧论。时任总理朱镕基有一段评论鲜明表达这一点。

2002年初，这位言谈风格个性鲜明的中国领导人指出：“你看我们这4年，物价一点儿也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我为此感到自豪。”

流行观点一般把CPI在1%上下波动看作是通缩将至不祥之兆，朱镕基称之为“恰到好处”，并且把维持低通胀称许为“功夫是不错的”，这从当代西方通缩恐惧论角度看可谓出语惊人。

考虑世纪之交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总需求短期疲软困难，朱镕基这番话或许也有通过乐观评价形势提振信心的含义，然而确实清晰显示当时中国决策层对通缩认知理念与西方主流理论立场实质不同。上面我们讨论过，美国新世纪初CPI增速在两个百分点上下，然而受通缩恐惧论思潮影响实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结果助推资产泡沫化吃了大亏。比较两国政策效果可进一步看出通缩恐惧论的偏颇。

中国采用标本兼治方法治理通缩，与简单大手放松货币刺激经济比较也有实质区别。针对早先通胀与过度扩张根源发力，把扩大内需短期目标与长期体制转型要求结合起来，把应对经济低迷与通缩短期困难转变为力推改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