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孙说：“我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40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边说还会边拿出箭头给儿孙们看，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要学会进取、吃苦。后来，他的儿辈们都成为颇有作为的大臣。

宋代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后周大臣李昉于朝代更迭后，再任宋朝的官职，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担任宰相，原因是他为人忠厚朴实，“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其实，他教育后代也很有一套，“家法尤严”，尤其是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他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儿子们，所得工资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入家族的总库房里，然后，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于是，家族团结和睦，欣欣向荣，深得时人称颂。

2、深知子孙才分有高低，但必须读书明理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清代王晫在《今世说》记载，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其实，在古代实行以科举选拔人才为主的制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后代读书，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家庭教师。

3、不许儿辈出入公门，不许乘车，要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