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性和严峻性何在？据2013年中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透露，2012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微博]传统老龄社会标准。预计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标志中国已经进入事实上的“老龄社会”。不对旧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就不能应对老龄化的到来。

既属至关重要的政策，其调整当然都不会容易。其中有观念的争执，更有利益的牵绊。毫不夸张地说，各方多年博弈直到今天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过程，不妨视为公共政策学的最佳案例，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给未来公共政策的制订及调整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

全面放开两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往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一个似乎最雄辩的理由是中国非如此就必须承担人口膨胀的压力。这样的理由在特定的时期有其道理，但近年多份调查报告揭示，当下中国不仅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下降，农村人口生育意愿也在同步降低，也许这一点打破了人们的传统印象，其实在情理之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国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原本就是一条铁律。因此，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并不在于生育的迅速反弹，而是生育率可能并无明显的回升。据专家预测，在全面放开二孩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会有一定的反弹，但反弹的幅度很有限，即使是最宽松的估计，反弹最高峰的出生人数也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

有鉴于此，多位人口学专家建议出台配套性措施给予鼓励，在税收、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以避免全面二孩政策遇冷，“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曾几何时，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必须东躲西藏，而不久的将来，国家为此还要给予鼓励，这样的对比可能有几分戏剧化，但却很可能是必须接受的事实，政府需要为此做好准备。而这样的准备不仅仅与人口政策的调整有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当无数普通家庭的养育成本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成为其考虑的问题，并成为其制订公共政策时须臾不会忽视的元素的时候，无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成熟。

应对老龄化，应对“未富先老”，政府和公民各有责任归属，履行这种责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