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是当时判案的重要依据。处决朱国华前，天津市高级法院发布了《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为令人发指，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记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了一件档案，名为《一些党外人士对处决朱国华的看法》。载于1983年10月14日统战简报特刊33期。该档案由一份手稿和一份打印稿组成。
档案提及，天津严打期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党副主委的袁钰生与儿子产生了辩论。袁钰生的儿子提到，头批杀40个，是因为他们爸爸官不够大，杀鸡给猴看，但猴子不怕。当朱国华被处决后，袁钰生称事实帮我说服了儿子。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委员许钊将朱国华案称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期间全国最大的案。许钊称，人们盯两种人，干部子弟和群众，像朱国华这样高身份的人的子弟被枪毙了，这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董少臣谈到，人们怀疑严打是否一视同仁，现在相信了。
档案提及，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受鸟发言称，处决朱国华体现了政府打击犯罪，绝不手软。
由于其特殊身世，朱国华案在当年充当了追求法律平等、安抚民意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