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法律的道德负荷，不必力图去淡化国人的报应观念-这没必要，而且也不可行-只需健全法制即可。健全法制会转移民众的信心内容，对公正的期待可以不必再依赖抽象的道德观念而向实在的法律转移。前述在西方社会，法律日益有替代道德的趋势，就是民众信心内容转移的结果。不过，在法制健全之前，废止死刑而导致权利通约，伤害民众的道德情感从而引发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态度，这和健全之道是相背的。因此，在我国，法制尚待健全，主张废止死刑就有不切实际之处，死刑是否废止应是法治社会诞生之后的事。

　　三、 预防论：功利主义对死刑的考虑应向程序方面转移

　　主张废止死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死刑并不具有有效威慑力。死刑是否具有效威慑力，争议颇多，断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是贸然的。从理论上看，死刑的威慑力实是一种心理强制，促使潜在犯罪人产生畏惧动机。要估量死刑的威慑力（较之废止死刑而多出的威慑力），势必考察潜在犯罪人犯罪动机的各种形态，再看由于保存死刑是否增加了额外的畏惧，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践中部分国家废止死刑，谋杀犯罪率并不随之必然上升，有时还会下降，也不能得出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不过不管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都不是死刑存废的根据。

　　认为死刑并不具有有效威慑力，进而主张废止死刑者，是从预防论的观点看问题。刑罚的严厉程度只需以遏制犯罪即可，死刑既无有效威慑力，则可废止。预防论的观点本不错，但若单从此处出发，则必然趋向功利主义。援引贝卡里亚的例子，为了防止打死一只山鸡，对打死山鸡的行为叛处死刑是最强烈的遏制方法，威慑力不可谓不高，若真有人打死一只山鸡自觉自己难逃死刑的厄运时，不能否认他很可能去杀人，以求死有所值。这里是死刑的威慑力太高从而促使了谋杀的产生，死刑至少在此应该废弃，而向重罪偏移。但对于有些重罪，不管是否适用死刑，潜在犯罪人依然会实施犯罪，死刑的威慑力似又不够，在此亦可废弃，而向轻罪偏移。那么到底是死刑应该向重罪还是向轻罪偏移？-最终这只是一种功利选择而已。威慑力的高或低都不是决定死刑存废的根据。

　　和威慑力相伴的另一种预防论是矫正论，它着手于特殊预防，专门针对犯罪人本人。矫正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行，颇让人质疑。对于大多数过失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内心的愧疚就足以使他免于再次犯罪。而对于象菲利所说的天生犯罪人，任何矫正措施都未必有效。其他犯罪人亦然。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不消除，难保它们不会对重返社会的犯罪人发生作用。若仅以功利主义观之，对任何犯罪人都实施绝对消除是简洁实用的办法。主张矫正论的菲利在后半生对法西斯主义持一种赞同的态度，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又是什么在阻却对任何犯罪人都实施绝对消除这一罪刑不相适应的行为？显然是人们的公正观念。功利主义态度不可能把公正观念作为计量对象，从而计算其破坏与否对犯罪率的影响。一种道德体系的内在价值是不可计量的。

　　从追求刑法的社会效果的角度看，预防论应该考虑的是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把犯罪遏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彻底消除犯罪不是刑罚能够做到的）。废止死刑并不能表明是对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当废止死刑，导致基本权利通约，从而伤害人们的公正观念时。反过来看，把犯罪遏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其实质就是在维护民众的信心内容，让人们相信虽然犯罪并没有消除，但公正不是正在起作用么！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人们首先想到的绝不是去计算犯罪的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而是叹息社会道德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