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在解决权力的问题也是具有重要地位。赵母能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来，她凭借的是对雷军长的恩情——她把雷军长从死人堆里背出来。这是人情社会的现象，我们中华的文明讲究的就是儒家的忠、孝、节、义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拥有这些道德的人成为君子，成为“人”。这种道德约束有其局限性，它在面对权力的，金钱的诱惑时显得何其脆弱。这时道德的约束不够，就需要制度的钳制。二来，赵母利用的是她在以前积累的权力，人脉关系。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10月20日，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就在一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和西方人根本不相信中共能调查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前任高层领导。一年后，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被抓让“不相信”变成了事实。四中全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腐制度化建设有了更多期待。我们说要让官员“不想，不敢，不能”腐，事实上呢，“不想”是行不通的，你无法让别人不这么想，别人怎么想你管不着;“不敢”也是不可能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有人胆大包天;最终切实可行而且也是必行的就是“不能”。那又怎样让他们不能呢?这就只能靠制度来“将权力关进牢笼”。

影片中有个色彩鲜明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靳开来，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敢于说真话的人，一个直肠子的人。正是因为他的性子，上级不给他评为烈士，把他带头砍甘蔗看成错误。这个细节折射的也是制度的现实问题，没有制度何来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没有制度的保障，如何让一群弱者发声?即使弱者发声了，又如何得到重视呢?

制度完善与道德建设之间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任何的制度改革都需要人去推进，在中国的现行权力体制下，是否去推进，如何去推进都离不开个人的道德观念与修养水平。只有二者并行，才不至于让制度成为空言，无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