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简单话，道尽无数辛酸泪。梁三喜的遗言就是：一定要还欠款，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赵蒙生无忧无患的衣食生活，即使在条件艰苦的部队里，他依然能得到家里的额外的补助——进口曲奇，进口美酒等。由此看来影片不是一部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作品，而是带有一定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作品。这或许也就是影片的感人之处，不是描述社会的简单化，理想化，而是呈现一定的复杂性与阴暗性。

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动得流泪的是：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梁的母亲拿出全部的抚恤金还不够。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和儿媳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我们不为他们本身的贫穷而怜悯，我们愤愤不平的是：为什么梁三喜会有如此大的账单，为什么抚恤金都不够偿还欠款，为什么同在一个部队环境“身价”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烈士死后没多久家属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二十年后家属们还剩下些什么?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下的一个真实的伤痛。

影片中还有个值得一提的人物——赵蒙生的母亲。赵母可谓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贵妇人”(影片中雷军长如此讽刺她)，她为了儿子的调任，三天两头地往师里打电话，就算到了战争即将开始时，她还敢致电前线要求儿子回来。不禁要问：她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权利?是谁赋予了她如此大的权利?这是又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伤痛。

有伤痛不要紧，但是久病不医，则会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历史的伤痛开始时是毫无征兆，唯有火眼金睛的圣人才能察觉社会的隐疾。当伤痛的症状显现，早已经积重难返。幸运的是，我们有能杜绝伤痛扩散的良方——制度的改革完善与自我道德的约束并行。

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的现象随处可见，不平等有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众所周知，城乡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是与日俱增，由“富二代”“贫二代”等词就可看出这些现象。同时这两个词还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我们对前者是十分欢迎的，甚至是十分追捧，从而产生的是精神追随与盲从。我们将一切美好的，“高大上”的情感给予前者，留给后者的是少得可怜的怜悯，甚至有时这种怜悯是微不足道，落井下石的。面临这样的矛盾，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共同富裕”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空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又是重中之重，社会福利关系到全社会的每一人，这同样也是烈士家属得到照顾的一个优先方式，最佳方式。社会福利制度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最大。社会福利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一是物质基础，二是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福利资金的筹措，政治条件决定福利资源的分配与推行。但这不意味着先发展经济，后来保障福利。这在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是行不通的，显然在解决福利保障的问题也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