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拯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