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提出后，网上出现了一些声音，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

类似的反腐“拐点”论并非第一次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雷霆之势远远超出了一些人的惯性思维，总有少数人明里暗里期待所谓的“拐点”，隔一段时间，就有相关论调冒头。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依规管党治党，有人就说，反腐败将由治标转向治本，治本就会少查案少抓人。周永康被查后，有观点又说，这么大的老虎都倒台了，反腐将见好就收。“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出以后，有人曲解为“抓小放大”，等等。

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调，不仅在党中央坚若磐石的反腐意志面前无比苍白，也很快就被坚持不懈的反腐实践一一证伪，不攻自破。此次也不例外。“四种形态”话音刚落，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即被拿下。

那么，“四种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岐山同志说得很明白，监督执纪之所以要运用“四种形态”，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无数案例表明，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不是一两天。在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曾经的“好干部”思想防线一点一点松懈直至垮塌，行为一步一步失范直至脱缰，从破纪到破法，小错终成大祸。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也并非自由落体运动，不少人都有过彷徨、纠结、后怕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并没有关键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多次蒙混过关，或者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还边腐边升，让一些干部越来越无所戒惧，最终坠入谷底。

基于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刻总结，我们党认识到，避免“好同志”断崖式下沉为“阶下囚”，就要管住二者之间的空白地带。用什么管?用纪律管。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通过严明纪律管住全党，这是治本之策。纪律如何严明?运用“四种形态”织密纪律之网，形成党组织监督管理干部、防止党员干部走向违法深渊的红色警戒区。

也就是说，运用“四种形态”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打虎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说要尽最大努力防止党员干部成为“阶下囚”。要改变的，不是腐败分子的结局，而是堕落的轨迹，通过在法律底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防止小缺点变成大错误，拦截从违纪走向违法。

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这显然是越来越严格，何来“拐点”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