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黄洁夫：医改从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记者：医改措施的执行，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黄洁夫：很多医改措施大多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落地。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多家，“九龙治水”，理念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医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

记者：有哪些解决办法?

黄洁夫：今天中午吃饭，医卫界别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告诉我，号贩子出8000块来买他的号，他拒绝了。这号贩子不死心，找到了这个医生带的一个博士生，出3000块。我就想，为什么不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具体来说呢?

黄洁夫：我国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

我以前说，我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公立医院。因为医院要自己挣钱，因此有逐利的性质。这导致了医生给开高价药物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都是为了创收。

我国“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推动医改中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记者：政府的角色应该怎样转换?

黄洁夫：政府的作用是“监管市场与支持创新”，而不是“计划性经济手段干预”，有些措施被证实阻碍了医改目标的实现，需要修正。

政府的责任是支持和监管，应该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医疗规则，去建设一个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

政府的政策导向不应是限制医生，而应鼓励医生勤奋工作，获得与自身服务相称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收入，要激励医务人员创新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低廉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