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做个男人”的念头此后一定时时缠绕在博尔赫斯心头，但要成为真正的男人又是何等艰难的事。当他在现实里遍寻不到想象中的自由，他只有寄希望于爱情，从情人的絮语中找到一段“颇具诗意的纯美的时光”。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爱情只开花不结果。情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像一个热吻一样，还没有滋润对方的唇就立刻感觉不到了”。尽管成年后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但在女友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拉着妈妈衣角的孩子”。从创作到私生活，强势而高寿的母亲几乎控制了他大半生，以至于当女友跟他说“拜拜”转身投入别人怀抱时，这位现实里的弱者甚至想以自杀作为了断。

虽然威廉森事无巨细地铺排出博尔赫斯数次失败的恋情，但《博尔赫斯大传》毕竟不是“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对一个男人来说，屡次失败的情感经历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体面的事。但对博尔赫斯来说，失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每一次失败的爱情都为他造就了一个迷宫，每一个离他而去的女友最后都成了他的“新贝阿特丽切”。如果缺少了这种种失败的体验，他文学上的成就势必大打折扣;如若没有几近自杀的绝望，未必会有他笔下那些七拐八弯的小径。

在家庭与爱情之外，阿根廷的法西斯独裁同样也让博尔赫斯深感不自由。他早年曾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作一座包容一切的巴别塔，立志从“一个一元化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虚幻的城市和空间”。中年以后，他屡次陷入政治的纠葛，又眼见阿根廷政局的混乱，心里的“巴别塔”其实早已倒塌。尤其是在庇隆政府独裁期间，他更饱受不公正的待遇。出于对被禁锢的痛恨，博尔赫斯又一次拿起想象的武器。如果说，1946年他拒绝担任庇隆政府任命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只是反抗的开端，那么，1950年他写下《书与长城》就可以算是对庇隆政府的正面宣战了。

文学总有其生长的土壤，好比激进的年代总是盛产让人热血沸腾的高歌，浮华年代是靡丽文风的温床。离开其产生的环境来单纯谈论文学，大约只能是一种空话。在博尔赫斯漫长的一生中，阿根廷社会始终是“混沌”的、扭曲的，前景的不明朗造就了整体的错位。摆在面前的路很多，但大都像极了分岔又分岔、让人难以抉择的迷宫。不难想象这样的土壤里能生出怎样的花朵，博尔赫斯笔下那些个“中了魔的花园”不正是一面映照阿根廷“扭曲社会的扭曲的镜子”吗?

其实，作家内心的纷扰并不亚于外界的混沌。如果说，卡夫卡的城堡只是外在现实的禁锢，那么博尔赫斯则是内忧与外患交织并存。“他把自己的处境和关押在地牢里的一个人相比，虽然知道怎样做能获得自由，但总是不能实现自由。”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博尔赫斯的主人公为何总是受困于迷宫之中，他们和创作者本人一样都得不到精神上的解脱。但无论如何，他不愿也不会承认自己内心的软弱。最终，“弱者”博尔赫斯靠文学意淫了一把强者梦。而现实里，不管他承不承认，“刀”还是从他手中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