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