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历史和遗产有关联亦有区别：历史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遗产是对历史事实的现代利用；历史避免偏见，遗产强调偏见；历史讲究精确，遗产讲究概括。为了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特别是当历史与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时，历史化作遗产，让当下的人得以建立与祖先的联系（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发现，如今遗产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当下叙事：“遗产叙述的故事部分是关于参观者自己：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身份、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成见与幻想。”（注三）或许，从一开始遗产就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关于过去的表征而非过去的准确再现。而这希望看到的东西，随着不同人群的立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故宫是谁的故宫？它在述说着谁的故事？大陆和台湾的政权代表还是两岸民众？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之间，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晓，被否定，被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