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www.gjw.cn)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