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培养方案中置入“劳动周”，并非不可。此前，厦门大学在公共基础课中开设了“攀树运动”，俗称“爬树课”;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开设了共计64学时的“种田”劳动必修课，要求学生到学校农田耕地种菜。归根结底，培养方案的制定属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范畴，只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设置劳动课或“劳动周”都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劳动周”的实践内容到底应该如何设定。在校方官网上，并没有找到井冈山大学关于“劳动周”的具体规定，而在该校某学院学生会劳卫部的职责中，有这样的内容：负责好劳动周的管理、协调工作。也就是说，具体的实践内容设定，带有学校有关部门以及教师与学生协商拟定的性质，也有学生自治的一方面。既然如此，校方应制片方要求统一组织学生参演，而学生对此并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学校未免有些任性了。

在井冈山大学贴吧里，吐槽的参演学生作了这样的描述：早上6点多起来，一直拍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负重几十斤，拍了一天的戏，每餐都是咸菜馒头，导演还爆粗口。果真如是，学校是否收取了制片方的费用已不是核心问题，重要的是学校已经罔顾学生的健康与人身安全，背离了大学之于学生管理责任与义务的基本之道，显露了轻佻的一面。

大学的管理当然需要秩序与权威，培养过程也需要指导与服从。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校方以及教师，就能以秩序与权威的名义，随意指导和指派学生，尤其是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背景下，大学的秩序与权威必须以共商出来的章程予以维护和呈现，而共商的过程需要给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当前高校正处于综合改革阶段，大学的管理和治理结构是改革的一大重点。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看来，改革关键是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广大师生办学的民主权利。以此出发，在贵州大学新的章程里，校长办公会议要请师生代表参加，学生可以质询院长，学生会、教代会甚至有权对校领导提出弹劾或者诫勉、罢免建议。说到底，只有完善大学的治理结构，才能避免学校动辄单边地组织学生做这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