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公报里，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公益诉讼制度等新的制度框架和机构设置，一方面打破司法机构的“地方性依附”，另一方面则对目前没有诉讼主体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公众事务加上可行的砝码，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着力点。

　　而破坏司法、插手和干预司法的情形，习近平亦早就说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今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口气口吻，神态神色，可想而知。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出炉之前，还不是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提法。此前较为接近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字之差，内涵大不同。

　　简单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于2016年形成——这并不是岛君自己的总结，而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的。

　　既已形成，所以此次四中全会公报里对法律体系提出的任务就是“完善”而非建立。当下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让其真正在实践中发光发热。

　　一位与岛君相熟识的中央党校专家私下里表示，当下一直强调的制度建设，其实更多的是执行层面，为啥?“你去数数中国已有多少法律条文就明白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法治”是怎么回事。

　　学者的解释比较拗口，但很全面，法治是指“一国法律制度、法律典则、法律运行、法律实现等有关法的综合交织的因素形成的法之实践体系”。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体系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已经形成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条文，如果实践不了就是死的，法治体系要将其盘活。

　　所以此时重新去看十八大提出的一句话，会觉得别有深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一届中央从一开始就将解决“法治”问题放到了“基本方式”的重要位置，时隔两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终于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