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当一位伟人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世界的东方，注视着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治理战后满目疮痍的新国家。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开国大典的前夕，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各方面代表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革命胜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则。

　　可以说，新中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深深打下了“法治”的烙印。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获得通过。此后，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颁布。

　　然而，要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实现法治，何其艰难。“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断了党治国理政的正确探索，使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深渊。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民主法制愈遭破坏，从浩劫中走过来的人们愈深感其重要。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伊始，便洞察到，唯有民主法制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通过八二宪法，制定民法通则、刑法、民诉法、刑诉法，一大批基本法律制定颁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指针。

　　各方面体制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治理快速发展的国家，也在摸索中前行。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任务。

　　“法治”一词的落地，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当时，英国一家媒体评论道，“‘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进入新世纪，我国立法进程加速，到2016年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建立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决策前听证等制度，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公正司法不断提出新举措，修改三大诉讼法，扩大警务狱务公开、司法检察公开，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胡锦涛提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20字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成为这一时期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依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