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终难以落到实处，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阻挠。

　　有人顺应法治潮流，也有人逆潮流而动。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有法不依、权责不一、权力骄横、官不悔判等等“反法治”现象仍然存在。总有少数官员固执地抱持“法制工具主义”，把自己排斥在受法所制的对象之外。10多年前，还有某基层官员对媒体宣称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种权力本位的观念，急需被责任本位所取代。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在反腐败上不遗余力，尤其是“大老虎”纷纷落马，大快人心。这也是推动法治的另一种形式。没有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从周永康案及众多“大老虎”的落马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聚焦法治，也是执政党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一个可兹观察的视角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召开了四次四中全会，除十五届四中全会关注国企改革之外，其他三次均聚焦党建。以“依法治国”为四中全会议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理由是，“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随后，“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不胫而走。这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执政党对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依法治国”从过去单纯的治国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并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获得了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