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从“财物”扩展至“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即“不正当好处”，一方面能够使我国关于贿赂罪的刑事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另一方面也能反映我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切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行贿所得利益应全部追缴

黄芳表示，行贿犯罪是受贿等职务犯罪的重要诱因和源头，司法机关对行贿罪追究不多，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也模糊不清。

黄芳建议，应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对于贪腐类案件，既应追缴行贿人因行贿而获得的物质利益，也应剥夺非物质性利益，如安排工作、晋级提干等，让行贿人在行贿时考虑犯罪成本和代价。

司法实践中，行贿人因行贿而得到的各种“好处”并没有被全面追缴。例如，在房地产领域，因行贿而得到的土地并未因行贿罪受贿罪的成立而予以追缴。

黄芳说，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可能成为行贿人逃避处罚的“避风港”。

根据《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由此，追缴行贿所得到的好处没有法律障碍。但在行贿人被免除处罚的情况下，如何追缴其非法所得就成为一个问题。

黄芳建议，有必要将第390条第2款的内容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因行贿所得到的利益应该予以全部追缴”。

这样，一旦受贿犯罪成立，就可以确定行贿所得好处的范围，即使不追究行贿人的行贿罪，也可根据受贿人的有罪判决而追缴行贿人因行贿而得到的全部好处。

取消介绍贿赂罪按行受贿共犯论处

我国《刑法》第392条规定，介绍贿赂罪是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即行为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联系、沟通、撮合等，以促使贿赂得以实现。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

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介绍贿赂罪法定最高刑仅为3年有期徒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贿赂犯罪都由介绍者牵线搭桥，促成权钱交易、权利交易以及权色交易。

有些介绍人甚至是这些交易的始作俑者，更应对其以相应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否则，介绍贿赂罪将成为行受贿犯罪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