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判断威胁到预想场景，再经作战推演与演习检验最终确定改革方案，是外军的普遍做法。在2013年启动新一轮裁员前，美国陆军组织了基于34个不同场景、超过6500小时的模拟作战演练，反复研究多套编制方案，论证未来战争兵力需求。正如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所言，“裁减决定是在数千小时的计划、人员采访和模拟战斗测试后作出的”。又如俄军的“新面貌”改革，在准备阶段，有关方面细致分析了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形势、潜在威胁、可能任务以及俄军现状，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俄军实际深入研究和反复推敲，最终出台了较为合理的改革方案。

为确保改革方案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还应善于借助“外力”，通过成立独立审查小组、咨询民间智库等方式，广泛听取军外专家意见，排除利益干扰，提高决策质量。例如，自美国国防部公布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核心的“国防创新倡议”以来，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民间智库迅速跟进，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

改革推进需要铁腕手段，重在强力推进

美国“海权之父”马汉曾指出：“没有一支军队会自发地进行改革或自愿放弃自己的领地。”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势必遭遇保守势力的阻挠。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改革，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有没有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和胆略，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1952年，美国国防部颁布了“联合规划计划”，由于遭到各军种集体抵制，该计划被迫搁置。1960年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后，以“照此办理，否则走人”的强硬姿态，迫使各军种采用“规划、计划与预算系统”，大大提升了美军的战略管理水平和效率。为推进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俄罗斯领导人坚持“不换脑筋就换人”的立场，仅2007年就罢免或强迫退休了30多名高级将领，这才有了后来“新面貌”改革的顺利展开。

改革保障需要正视利益，重在完善措施

军队改革牵涉军种部门、军内军外方方面面的利益。改革要冲破利益藩篱，也需要承认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存在。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认真分析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积极寻找化解利益矛盾的对策和良方，既堵退路、又给出路，减小改革的阻力和过程的震荡。

二战后的美军军力调整中，由于陆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明显压制海军，导致了“海军将领造反”运动，既伤害了军种关系，也延缓了改革步伐。俄军的“新面貌”改革虽然成效明显，但由于方式比较激进，既没有照顾好俄军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利益，也没有安排好被裁撤人员的退役工作和生活，致使俄军内部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出现了俄军将领公开反对改革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