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乃至‘钱学森之问’，归根到底要害还是‘计划教育’和行政化。”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邵鸿指出，“因此，去除‘计划教育’，理顺政府和学校及学校内部的行政和学术权力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需和关键。”

在近日于北京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邵鸿发表了上述言论。他指出，当年“计划教育”的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的建立相配套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教育改革也随之启动。但与经济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却很有限。

邵鸿认为，目前“计划教育”和教育体制“泛行政化”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解决。教育行政部门对招生等学校重要事务的强力控制，和官本位科层制体制主导资源分配的现况，仍根深柢固。近年来，中国高教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泛行政化程度增强、行政干预力度加大等在他眼中，教育改革“逆发展”的情况。

“（包括）招生计划、学科设置、学位授权点等大量办学事务的审批；从具体课程的设定到形形色色的建设计划、发展项目等，各种量化考核评估盛行。这对‘教育家办学’、特色化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邵鸿说。

虽然教育部于今年11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显示，自2011年起，教育部门陆续推出了高校章程制定、信息公开、大学治理框架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认为，现行的评估体系，仍只强调“高等教育普及率”、“毛入学率”等外在量化指标和静态发展性指标，对于“教育的法治化”、“多样化”等标志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比较忽视。石中英称，这种评估体系与当前对“教育现代化”目标的理解比较狭隘有关。

石中英指出，由这种评估体系引导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主要指向各类教育的规模扩张，但没有指向教育系统的再造”，导致了一种“片面的教育现代化格局”：一方面，国家的教育体系规模不断膨胀；但另一方面，“教育系统运行的体制机制，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充满了垄断性、等级性、排斥性和压制性”。总而言之，整个教育体系的活力并没有随着其规模的扩张，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且在实践层面中，教育部门的政策在落实上还有“很大差距”。邵鸿指出，实际上大学章程、信息公开办法的执行情况都不甚理想，往往流于形式；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同等待遇远未实现，甚至出现了萎缩的态势；鼓励扶持民办教育的相关文件迟迟无法出台，教育领域的法规修改也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