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走向改革的十字路口

相比2016年，2016年天津市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基数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上涨11%和10%，达到2812元和14058元。

除天津市外，福建、江西等地公开的2016年度社保基数，也有不同幅度上调。

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多省市的常态化做法。以天津市为例，2011—2016年，该市社保基数的最高标准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缴费标准上调后，部分高收入群体每月会因此多支付数百元，而对于收入水平居中的多数群体而言，此举并无直接影响。

受显著影响的，是月收入低于社保基数下限的群体，还有小微企业。调整后的社保费用，已占其月收入相当大的比例。

下岗职工王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打工一月收入2000元，按照天津2016年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算，需要交纳309元左右，占工资收入的15%。“这意味着，我每月只能拿到手1690元，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她说。

天津北辰区一家私企员工超过100人，月收入多在2500元左右。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社保基数的最低标准上调11%后，企业每月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用要多出近万元，“超过企业净利润的三分之一”。

尽管上涨较为温和、影响面有限，但公众反响强烈。记者注意到，“多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的新闻经各种传媒转载后，吸引了大量网民跟帖，其中仅网易网民的留言就超过1万条，“社保年年涨”、“负担不起”的吐槽声占据多数。

专家认为，社保基数标准上调引发“吐槽”的背后，是当前中国社保缴费比例整体过高的事实。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说，目前中国社保基金存量不足的情况越发突出，尤其是养老保险，在职员工缴纳的费用，正提前用于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

“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向个人账户借钱，个人账户挂空。财政部门也坦言，要想把个人账户坐实，基本不可能。”张宝义说。

这种情况下，管理部门必然要设法“开源节流”，比如研究延迟退休，比如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标准。

面对舆论质疑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走向改革的“十字路口”，必须在减低社保费率与取得收支失衡中，寻找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