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白居易诗歌，“浅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词汇。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于白居易”，可见白诗在当时即获得“浅切”的评价。到了宋代，苏东坡又提出了著名的“元轻白俗”一说。至此，浅俗已成白诗之定评。白居易浅俗诗风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中晚唐社会的世俗化风气及白居易“下偶俗好”的主观创作倾向，可以说是形成其浅俗诗风重要的主客观原因。从白居易诗歌本身来看，其好言官职、俸禄、歌女、饮酒等内容，少用涩典僻字、好以口语词入诗等特点，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于白诗浅俗的印象。但除了以上所言的原因之外，我们似乎也不能忽视白居易诗歌自注在形成这种批评定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有一段关于盛唐诗歌的著名评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在严羽看来，诗歌应是空灵的、模糊的而非着实的，是含蓄的、高远的而非浅露的。要言之，“言有尽而意无穷”，即追求含蓄蕴藉的意境和耐人琢磨的韵味，是诗歌应该具有的基本美学特征，盛唐诗歌正是这种诗歌美学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诗歌美学追求主要建立在诗歌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之上，诗歌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表达一旦失去了模糊性和多义性，也就失去了含蓄蕴藉之美感。如严羽所批评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现象，都是对诗歌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的消解，背离含蓄蕴藉之旨。

就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而言，浅切、直露是其突出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曾言：“香山才情，照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谈艺录》）可知白诗含蓄蕴藉之味本就不浓。对此，罗宗强先生更以“尚实、尚俗、务尽”（《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形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