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赵翼《论诗》说：“李杜诗篇万古传，于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国诗文的成就灿烂辉煌。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或其他原因，它们决不是毫无缺陷的，不仅在思想性、科学性上如此，就是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也莫不如此。有人讲文言文，不讲它在语言文字上的毛病，这是不全面的；至于把痈疸当宝贝，就更会贻误青年了。 古代没有语法专著，写作时完全靠模仿前代的作品。有人磨穿铁砚，一生一世也没有把文章写通。就是名家名作，也难免不出现语法毛病。如： ①大夫不得造车马Q(《礼记•玉藻》） ②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离娄下》） ③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④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游褒禅山记》） 例①是动宾配搭不当，“车”可以“造”，“马”怎么“造”呢?例②是主语不当，“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是“禹”，与“后稷”（周的袓先）无关。例③很容易产生歧义，将“而”改为 “之”才能使意义确定无疑（意思是：“君子认为言过其行是羞耻”）；否则，容易将“耻其言”与“过其行”看成并列结构，引起误解。例④“其为文”三字重复，应删去，“独”改为“而”。 文言文在修辞上最大的病根是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追求典雅古奥。表现为词藻堆砌，晦涩难懂。沈义父《乐府指迷》甚至公幵主张用一些闪烁不定的词藻代替大家通用的词汇。他说： 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咏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筋双垂”，便是“泪”字了，不必更说“泪”。……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 这种主张的实质在于用玄妙的架势掩盖其空虚的内容。 古人写诗文，还有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且举两点。（一）割裂式的“称代”。《尚书•君陈》中有一句“惟孝友于兄弟”（在兄弟之间要相亲爱），后人就用“友于”代表“兄弟”，连陶渊明 也不能免俗，有“再喜见友于”这样的句子。又，《论语》中有“三十而立”的话，有些文人便常常用“而立”代表三十岁。(二）“引用”的畸形发展，即不仅堆砌典故，而且通篇东拼西凑，都是古人现存的句子，称为“集句”或“集锦”。清代有个叫黄唐堂的人，他的全集共九百多首诗都是“集句”，自题《香屑集》，虽然有些技巧，其实是拾人牙慧。 古人写诗文的毛病，曾经遭到历代进步作家和评论家的反对。如：好用典故就被大家讥笑为“掉书袋”。但由于崇古的风气，也有人回护古人的某些毛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是一本很有创见的著作，但他把古文中配搭不当的毛病（如例①）反而看作是优点，就是很不恰当的（参看该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我们今天不可迷信古人，迷信古人的糟粕只会助长谬种流传，因而阻碍思想的解放与学术的进步；同时，也不能抓住一两个缺点而否定全作乃至全人，助长轻率虚无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