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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应注意什么原则?

发布时间: 2021-03-25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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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宏朗|三级教师
2021-03-25 16:17
训诂学是阅读古代典籍,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门科学。前人关于训诂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反面的教训。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语言理论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人类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基本职能是交际职能。因而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具有全民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否则,它便不能担负起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作用。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对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著作中的语言现象的解释,必须遵循该时代的语言规律,尊重该时代的语言实事;要前后一致,既通于此又通于彼,而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自相矛盾。根据这一原则,谈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要尊重语言实事。古代语言学家强调重证据、忌武断,提出“孤证不为定说”(仅仅一个证据不能成立一种新的解释),不排斥而是重视不利于自己说法的“反证”。这都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优良传统。王力先生也指出:“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书面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主观臆测甚至从心所欲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曾风靡一时。如:同是一个“民”字,在《论语》中就解释为“奴隶”,以证明孔子是奴隶制的辩护士;在《孟子》的“民为贵……君最轻”中就反过来了,把“民”解释为“奴隶主”,把“君”解为新兴地主阶级,从而否定孟子的“民本思想”,证明他是一个奴隶制的复辟狂;对于《商君书》“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中的“民”,则解释为“新兴地主阶级”,以证明商君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其实,《商君书》这句话的意义是:“法令是老百姓应遵循的根本,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用来戒备老百姓的东西。”我们认为,孔子、孟子、商君各代表什么阶级,应从当时的历史全貌与他们的思想体系上去了解,而决不能随心所欲地歪曲语言实事。我们应该尊重语言实事,通过语言实事来判断其思想体系,再确定他们的政治立场。 第二,要遵循语言规律。每一个时代的作品都必须按当时的语言、词汇、语法规律来写作,或者模仿前代的同一类作品中的规律来写作。因此,解释作品也要遵循这些规律。训诂学家反对滥用通假,主张尽量采用常义而不故意搜寻僻义,主张尊重每本书的“文例”(即用词造句规则),就是为了遵循这条规律。 同样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往往肆意解释古籍,破坏语言规律。如:为了证明少正卯是“法家的先驱者”,将“行辟而坚”(《荀子•宥坐》)(行为乖僻而固执)中的“辟”硬说是“法”和“商人”。其荒唐之处有几点:(一)一个句子中的“辟”竟有“法”、“商人”两个含义。(二)不顾《荀子》全书的思想与用词习惯。《荀子》多次讲到“法”与“商”都没有使用“辟”字;而且荀子本人不主张将行法的人或商人杀掉(荀子反复说过“重法爱民而霸”),因此不会借孔子之口宣扬这种主张。(三)不顾语法结构。在《宥坐》中,“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思想通达但不正,行为乖僻又固执,言论错误而头头是道),这是一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因此,“行”(与“心”、“言”并列)是名词而不是动词;“辟”(与“达”、“伪”并列)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故将“行辟”解释为“实行变法”是不合语法用例的。(四)将“辟”解释为“商人”,是故意搜寻冷僻的方言词义,不合儒家在隆重场合使用“雅言”的惯例。宣判罪行是特别隆重的事情,怎么会使用冷僻的方言词义呢? 第三,要注意语言环境。“词不离句”这是对待多性多义词的一个基本原则。如:“多多而益善耳”(《史记•淮阴侯列传》),有人译为“越多越好罢了”。“耳”表限止语气时才译作“而已”、“罢了”;在这里表示带有矜持的口气,怎么能译作“罢了”呢?应译为“呢”,或不译。 当然,尊重上下文不等于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就是根据上下文临时解释出一种意义来。这也是不恰当的。如《曹刿论战》:“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有人把“间”解释为“建议”。虽然在这个句子中讲得通,但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了,违反了“既通于此又通于彼”的原则。“间”的本义是门中有缝隙,可引申为间隔、间谍、间侧(参与)等义,这里根据上下文应解释为“参与”。 第四,要重视前人成果。前人的解释叫作“故训”。由于古人的思想与知识局限,故训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古人对古代东西的感性知识比我们多,又不会将后代产生的意义与古代的意义混淆,所以应该尊重。如:《诗经•伐檀》中的“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囷兮”。汉人毛亨解释说:“一夫之居曰廛”、“十万曰亿”、“圆仓为囷”。那么,“三百廛”便是三百个劳力耕种的收获,“三百亿”形容数量多,“三百囷”是装满了三百座圆仓。这个解释符合当时语言通例。清人俞樾,却在《群经平议》中将“廛”、“亿”、“囷”都破了字,一律解释为“束”,反而显得勉强,不如故训。当然,如果证据充足有力,也可大胆推翻古代的解释。如:今人利用甲骨文资料,便纠正了《说文解字》中的许多错误。因为甲骨文比《说文》中的小篆更能反映出汉字的原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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