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管、用、还”，逐步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防控债务风险。推进“营改增”扩围，对接好国家消费税、资源税等税制改革。合理划分市与区县两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对大气污染防治、河道治理、环境整治项目的投入。健全大额专项资金动态调整机制，扩大市级预算绩效管理试点范围，开展财政支出竞争性分配试点，完善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制度。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依据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研究制定负面清单，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完善投资运营和回报补偿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在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综合交通枢纽、污水处理、固废处理、镇域供热等领域继续推出一批试点项目，拓展棚户区改造、古都风貌保护融资渠道，在教科文卫体等领域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完善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和融资机制，争取开展地方政府发债试点。建设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推进国家保险产业园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建立地方金融安全监管体系。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推进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承包土地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推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广大兴西红门、海淀东升经验，开展统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试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农业风险防范制度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闲置农民住房有组织盘活利用。开展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征地农转非和整建制农转居，使农民成为拥有集体资产的市民。

健全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机制，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监管制度，完善生态补偿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对生态保护区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森林、绿地、湿地、河湖水系等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空间。研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脆弱地区、环境质量严重超标地区实行限制性开发措施。支持开展碳汇交易试点，建立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的市场化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完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推行“参与式协商”自治模式，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继续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培育一批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实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探索一业多会。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统筹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社工联动试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实现法律服务社区村全覆盖，提高市民法治意识，推动建设法治城市。

（二）着力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首都形象，关系发展全局，必须严肃面对、标本兼治。

加强人口规模调控。从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调控资源配置、加强规划引导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控制人口规模的治本之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行人口评估和交通评价、水资源评价，研究建立与人口调控挂钩的政府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明确区县调控责任，实行重点督查考核。二是抓好产业调控。修订产业准入目录，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标准，完善税收征管，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严控低端产业无序发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和非法生产经营。三是强化以房管人。支持制定房屋租赁条例，推广组织化管理模式，依法管理出租房屋，继续治理群租房问题。四是改进服务管理。落实“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积极研究相关服务保障措施。做好流动人口基础登记办证工作，建设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推行居住证制度。

全力治理大气污染。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扎实推进各项治理工程，确保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年度任务。改造燃煤锅炉4100蒸吨，基本取消五环路以内的燃煤锅炉房，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加快治理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原煤散烧，全面建成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年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污染企业300家。压缩小客车年度配置指标，逐年增加新能源汽车比重，基本淘汰黄标车。严管施工现场和渣土运输，大幅减少扬尘污染。继续抓好大尺度森林和森林廊道建设，基本完成平原百万亩造林主体任务，做好森林和绿地湿地的管护工作。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开展细颗粒物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