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为真人，后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韩愈笔下的李愿使为一真人，他穷居而野外，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于是他成就了隐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且，这种真实的灵气也会通过文字展现出来。

我手写我心。长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过重重花径，自有云白山青。

轻嗅文骨的芬芳

雷绮(金华一中)

傅庚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洁癖，抱*守真，留恋理想国;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著，文骨载风仪。”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决颖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纵观中国文脉史，沈括著《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坠落朽垮，鬻声于物，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传入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民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灼作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真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为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