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政府在这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刘维林：离开政府部门，我们起草也会有很多困难，因为政府履行某一领域的职责，对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起草也不是我们一家，成立三个小组一起做工作。我们实际上有11个政府部门参加法规起草，人大主动发挥了协调各部门的作用。

新京报：人大的主动牵头好处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维林：比如组织方式，人大统筹协调，人大做具体计划。立法进程和程序进度是由人大把控的。按照立法计划有序进行。实际上既保证了立法质量又实现立法效率。

【监督】

“法的重要功能是对公权力制约，人大要把这样的理念体现在法里”

新京报：你刚才也说政府职能部门懂行，人大立法会不会从开始就被带着走?

刘维林：我也是逐渐学习了解这个行业的。我们通过很多次调研、活动、视察、听取各方意见。通过这样的牵头起草，真是掌握了解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你说的是过去一些极端的情况，如果由政府部门起草法规，容易带上部门的烙印或部门利益、权益固化到法规中。

新京报：所以人大牵头起草法规可规避这样的问题?

刘维林：人大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政府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一直说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立法之初更多考虑他的工作怎么便利，权力怎么行使，忽略对他自身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而这恰是法的重要功能，人大就要把这样的理念原则体现到法里。

【沟通】

“与职能部门沟通就是一个充分交换意见的过程，谁对听谁的”

新京报：在协调中有没有部门表现出“畏难”不配合?

刘维林：有些部门从他的职责和过去做法出发，开始会认为有些方面要求很难，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认为有些工作还能有些突破。

新京报：比如哪些方面?

刘维林：社区养老设施建设，一开始我们就说拿不拿具体内容，二审稿里加上具体面积，社区要有不少于800平方米和2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社区托老所和老年活动场站。政府有关部门认为，不能一刀切，很难实现。这里情况很复杂，即使法规作出约定，实施上也可能落空。所以三审时就拿下了。

新京报：这算不算政府部门的意见主导了立法内容?

刘维林：不能这么说，这是充分交换意见的过程，谁说得对听谁的。比如“医养结合入户诊疗”确实是居家养老急需，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写入。但多次与卫生计生部门沟通，现在不具备条件，上位法暂时不能突破。再如长期护理保险，这个险种国家没弄，地方就不能搞。所以法规里写成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而不是最初的长期护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