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这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主讲人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连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可能就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我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