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对公交弱势群体与公交强势群体的界定：公交弱势群体是指老、弱、病、残、孕以及抱小孩，在公交车上不能够很好保护自己的群体;公交强势群体是指其他的正常人员，能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的群体。现在郑州市既然把乘车让座行为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那么就法律的严苛行来讲，是否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样的弱势群体享有优先待遇?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老弱病残呢?什么算老?是不是要规定个年龄段?倘若如此，中国规定年满60岁的人颁发老年证，那么请问59岁不算是老年人吗?我们不应该让座了吗;什么算弱?有钱有势开私家车的算不算强?那坐公交车的又算不算是弱;什么算病?是不是有医院的诊断书就算病?如果在车上有人突发心脏病，却没有就诊书，按法规，他是不能享有优先坐座位的权力呀!什么算残?从表外特征看，瘸子瞎子这种在公交车上无法正常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人坐座位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是身体素质较好的聋子哑巴算是残疾人，难道也应该享有坐座位的待遇吗;这就是这项法规出台后带来的可操作性问题。

再者，我们谈谈车票代表的权力与义务问题。坐公交车买票，一旦购买了车票，一项契约便随之产生。坐车者购买的是权力，理应享有公交公司提供的快捷、安全的服务;而公交公司也应履行义务，提供空间和安全的运输。既然乘客购买的车票没有差异，那么所享受的服务就应没有差异。如果说非要让座，是不是应该像买火车票那样，有个坐票和站票之分?

综上所述，郑州市颁布城市公交条例的规定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手段将道德上升为法律约束，这正是国家的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然而它的强力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施，则是当今社会更加关注的问题!正如书中耶林所说：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辞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那么一个不能实施强有效操作力的法规如何进行社会控制?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法律将道德进行社会控制是违背法律的根本精神的。首先，一般人的态度是反对服从他人的专横意志，但却愿意过一种以理性为准绳的生活，而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法律和对道德的一种信仰，而信仰则是对某种主张主义极其相信、尊重，并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也是希望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其次，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的局限性需要道德和宗教来弥补。而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或是社会舆论中的不成文的，道德几乎涉及到人们日常行为中的一切行为。因此，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被人民普遍遵守，将这种外在的约束真正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才能将法治与德治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