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我们宣传队看到毛委员亲自喊着鼓动口号：“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部队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战士们个个奋勇冲向敌阵。我深深感受到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1931年元旦过后，组织上调我任连政治委员。那时，连队成份比较复杂，其中三分之二是俘虏兵，有些人还用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来看红军，讽刺说：“又来了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没有经验，上政治课免不了照本宣科，效果不好。后来，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战士们上课，并联系连队的实际，效果就比较好了。战斗中，我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战斗间隙，我常同战士们谈心，和他们打成一片，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后来，我长期在部队做军事工作，有时也兼任政治主官，深刻体会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建设在部队全面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落实。通过革命的进步精神的不断贯注，保证了指战员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保证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加强学习，注意联系实际，工作方法得当，行动上又做出表率，就一定能够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这支军队以弱小之师、劣势装备，打败了一个个国内外强敌，很重要的是因为广大官兵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可以说，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常常回想起那些长眠沙场的首长和战友们，我们红三军团邓萍参谋长，我们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师长，我们团的沈述清、杜中美、钟纬剑、邱阜成、黄珍等领导，我们新四军第四师的彭雪枫师长，李明德、石绍亮等18位勇士……应该说，我比他们“幸运”。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我们向富田之敌展开进攻，我率一个排冲在前面，突然一颗子弹从我的右眼角边打进去，从右侧后穿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以后又四次负伤。长征前夕，我带着化脓的伤口、满怀胜利的希望，走上了漫漫的长征路。参军时，我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酷的环境，会有如此频繁的战斗，会有如此艰难的远征。我常想，我们这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凭什么能够战胜一个个强敌，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靠的是革命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靠的是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你能受得了艰苦环境，比这个环境更艰苦我也能坚持;你能攻下这个山头，比这个山头更难攻我也能攻得下;你能守住这块阵地，比这块阵地更难守我也能守得住。这种精神因素，对于我们这样一支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绝不可少。未来作战，我们仍然要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