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还注重通过思想道德教化实施社会管理。作为在封建社会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社会成员设计了一整套的社会规范体系：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准则“礼”;指导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规范家庭伦理的“三纲五常”;将儒学上升为官学，通过“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考试内容,将科举制度用来思想管制，以“君权神授”来论证皇权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以此来实现通过思想控制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清朝灭亡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国家社会管理遭到破坏，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民间基层组织维持。国民党执政后社会管理有所好转，人口管理、治安管理、教育管理和社会保障事业管理等也列入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构成较为完整的管理框架。但由于当时中央政权、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并存，在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矛盾处于危机四伏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治型社会管理时期，我国各种形式的民间结社逐渐兴起，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春秋时期，“社”作为一种社神崇拜与地域性的祭祀组织，有“会党”、“社会”之说。春秋以来，突破血缘、家庭或氏族的结社活动逐渐兴起，比如,东汉时期的“朋党”，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隋唐时期的合会，唐宋时期的行会，宋代的养济院、安济坊、四大书院，明代的“同善会”、讲学会，清末的商会、“强学会”等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性结社。

统治型社会管理时期，尽管开明的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提出过人本思想，强调德治礼治，通过善待人民、休养生息等政策实施社会管理，允许民间结社有限地参与社会管理，但始终没有摆脱统治社会的理念和做法。因此，几千年来，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不断。

二、新中国成立后“管控型”社会管理及其主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清除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顽疾，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通过平抑物价、实行充分就业、保障基本生活物品供给、加强社会治安等管理举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的学者将这种社会管理称为“管控型”社会管理，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实行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政府不仅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党和政府为中心、社会依附于政府的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本身基本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