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认为，总体来说，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邵鸿也称，高校体制改革仍处于“初步的和相持的阶段”，尤其是高校领导层普遍缺乏改革动力。

【财新网】（实习记者闫耘芃罗瑞垚））

邵鸿还认为，高教领域改革的停滞，与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局面形成了强烈反差。他说，在北师大的教育博览会上，中小学教改项目“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而关于高教改革的项目只有一两项。

泛行政化催生“申报学”和“指标人”

究竟，中国高教体系的“计划教育”弊病从何而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指出，目前的中国教育出现了“千人一面”的状况，主要原因是过去在理念上，“侧重于培养国家机器上有用的零部件和螺丝钉”；而实践中，为了实现规模扩张，强调统一标准，行政化成为了一个当然的选择，而“指标”又是行政管理最好的抓手。

但在行政配置资源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指标，反而出现了指标的异化，大学出现了所谓的“申报学”和“指标人”等怪象。季卫东解释，“在大学的实践中，真正优秀的人才，总有一些地方对不上那个指标。”而那些能满足所有考核指标的“指标人”，却未必是真的创新人才。此外，由于科研管理中的“项目制”盛行，还出现了针对争取科研项目的“申报学”。季卫东指出，“现在我们的老师非常忙，每天都在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做预算、做决算，真正做研究的人未必能得到资源的支撑。”

要让中国高等教育从同一化走向差异化，季卫东认为，应该赋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适度导入法人治理结构，让教育能真正面对向对社会的公共需求。另外，还需要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包括完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强化独立评价机构、媒体等第三方评价机构，而弱化行政评估；加强校务委员会等外部参与，并对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进行改革。

尊重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

“单靠改革，已经没办法撼动目前‘既万能而又无能’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指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唯有自下而上的创新和自上而下改革并举，“教育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