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封杀名单。

李麦子说，“但教育部在‘红七条’中写的却是‘不正当关系’，教育部的措辞不够明确。”

“妇女传媒监测网”的负责人吕频也表示，“红七条”仅从师德的角度，对教师进行了道德性的约束，但并未在惩治性侵方面，拿出实质性的应对举措。同时，“红七条”还忽视了师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受害者鉴於其弱势地位很难主动揭发、控诉施害者的事实。另外，在《意見》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赔偿的细则。

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欧晓鸥则认为，教育部这封回函的态度和认识，凸显了性侵防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定性简单化且模糊不清；二是处罚措施不明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恐将出现“模棱两可”和“弹性操作”的可能性；三则是对性侵防治培训对象的选择、锁定有问题。欧晓鸥解释，《意见》一方面未将性侵防治纳入培训内容，另一方面却强调要加强高校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忽略了男性，“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卸政府和高校，作为预防校园性侵机制建设责任主体的义务。”

2016年8月，民间公益组织“妇女权利关注网络”曾向31个省市的公安部门及教育部门发出申请，要求公开各省五年内的校园性侵案件数量及相关处理结果。但在发出244份信息公开申请后，只有19个政府部门公开了案件数量，回复率仅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