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