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红四军南下，开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在给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

(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上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

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

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

不仅红军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

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来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红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了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现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中共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