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二　“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

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生存，养活军队和政府，又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打土豪”经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二：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断扩张，或其他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后一种形式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20]。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残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

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