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个方面的机构成长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在这些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希望银行业不良资产很低，资本市场很干净、丑闻少，保险业非常健康，看来不太现实。我们希望机构成长能够比较顺利一点，但不能过于理想化。

(一)金融机构自身的成长

首先，从中国的经验来看，银行由过去的政府机构转变为企业、公司是一个相当不易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一些国有银行从各方面来看仍很像国家机关，在激励机制、经营目标以及福利待遇(如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仍然很像国家机关。这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其次，要逐步减少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也要逐步减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明确提出不能搞行政干预，并进行了清理，但目前也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比如，商业银行不搞政策性贷款，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政策性核销、政策性担保、政策性扶贫等等还时有发生。同时，在中央政府停止了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后，地方各级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商业银行资本不足，在转轨过程中，特别是如果按照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核算的话，资本的真实性还可能存在疑问。

第四，金融机构如何加强内部控制是个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都以分权和地方负责为主，因此，90年代中后期之前，金融机构的内控都相当薄弱。

第五，信贷文化的建设。控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信贷体制改革，信贷体制改革相当重要的部分是新型信贷文化的建设，这涉及人才、银行内部文化以及银企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各地普遍存在着关系型贷款，即贷款不是注重财务，而是注重关系。这种信贷文化在亚洲金融风波后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以前金融信贷文化的负面效应是积累的不良贷款非常大。尽管转变已经发生，但不会一蹴而就，这需要人才、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紧密配合。

(二)企业客户的软约束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企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就一再强调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点，是改革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国有企业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财务软约束。雅诺斯?科耐很早就有论断：国家各级政府对国企有父爱主义倾向。父爱主义的对偶现象就是财务软约束。企业财务软约束的孪生兄弟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财务软约束的企业往往会依赖国家、靠财政，如财政没法解决就找银行，银行没钱还可以找资本市场，总之需要特别照顾。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但到目前为止，软约束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