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报道中说：要“根据公务员的现有工龄，经过计算补齐相应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即使只算公务员，公开的数字是760万，就算平均每人补20年，每年补2万(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各1万)，那是多少?3.0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参公”的事业编制人员，就算1200万人，那是多少?4.80万亿元人民币。

财政愿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交给养老保险基金“封闭管理”吗?反过来看，倘若不补缴以前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那么缴费是与待遇挂钩的，将来支付的时候怎么办?这是否意味着又会形成一笔更大的空账。

有很多专家建议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报道中也提到，深圳市已经在采取这种方式，其做法是：“在事业单位新人这一块，已经实施了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社会养老保险加职业年金的一个新型养老保障制度，事业单位新人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这一块，跟企业员工是完全并轨，实行了统一制度。”按此项改革方案，实施起来肯定容易得多。但是，若看改革的全部进程，深圳市是从2010年开始实施新制度的，此前参加工作的公务员平均工作年龄假设为30年，那么，真正的、完全的“并轨”，大概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这与当前感受到的“只争朝夕”的改革的“迫切性”似乎又不相符。

养老金“并轨”，急不得

前不久，编者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社会政策设计和实施中的线性思维，即主观地设定一个目标(在社会保障领域大多是以“国际趋势”为导向)，然后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在“并轨”问题上，实际上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将所有的工薪劳动者纳入同一个制度，是政府设想的“并轨”的初衷，据说这样做可以使所有劳动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自由流动。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不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起步的，这就需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本来财政只需负担已经退休的人员的退休金，现在则还要加上为全体从业人员(5000万人左右)支付的养老保险费(这比现在的退休金支出要大得多)，由此而形成的庞大基金积累还要保值增值……

综上所述，为实现“并轨”付出的行政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还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掂量过。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或不应该改革，而是在下决心以前要把方方面面涉及的问题和障碍进行尽可能周延的考量，然后一一做好应对方案，最后胸有成竹地决策。如是仅仅为了已经将此列为“2016年的重点任务”而轻率出击，可能后患无穷。届时被“断”的可能并不局限于“腕”，而会包括更多更重要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