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条例》明确了问责的范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区别在于调整、规范的对象和范围不同，问责条例重点针对的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履职履责、政治敏锐性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或涣散、迟钝等问题，明确规定了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三种情形必须严肃追究责任。过去，在党规党纪中也有问责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党风廉政不力问责少，对诸多形象工程、损民政策的前台执行者问责多，对幕后的决策者、获利者问责少，查处贪腐具体案件多，追究上级或同级组织及领导失查责任少，从而导致一些地方的顽疾弊政久治难愈，直接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即将出台的问责条例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严肃追责的范围和主要对象，把“党要管党”真正落到了实处。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的必须问责的三种主要情形看似各有不同，实则三者间却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联关系，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大多数是由于相关组织或领导严重失职失责所造成，它们最终损害的都是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我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服务服从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一政治基础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而我党维护这一政治基础的根本保证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党的任何组织和党员干部放纵、默许甚至参与损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传播西方价值观都是严重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行为，必须严厉问责和惩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将“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作为严肃问责的主要内容，这在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今天，对净化党的政治生态环境、统一全党的思想、纯洁党的肌体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二是《条例》明确了问责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追究领导责任。就笔者理解，这里所说的“主体责任”是指各级相关党组织的管理责任(包括上级或同级组织)，“监督责任”是指涉责纪委的失察责任，“领导责任”则指主要或分管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这就进一步完善了出现问题“一岗三责”的问责机制，从制度上把“从严治党”的职责分解到了各级党组织及其每个成员，形成层层传导压力，人人当担责任，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新常态。